近些年我接觸馮玉雷較多，喚起我一些回憶和聯(lián)想。

　　我大學畢業(yè)之后當過中學老師，擔任了近兩年的班主任。后來讀研究生，從小蘇北到大西北，畢業(yè)后扎根西北，留校任教，也曾給馮玉雷帶過課。這樣就有了同校研習之緣分，彼此更深的關聯(lián)則是文化之緣，是對絲路文化、文學存有共識。從一定意義上講，研究絲路就是研究文化交流和磨合。通過探索和交流，關注絲路、建設絲路的人也會逐漸形成一些共識，甚至會逐漸生成“絲路共同體”的共命運的兄弟般的親情意識。在此基礎上，絲路文化包括文學才能更好地流通、傳播，由此才能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。在絲綢之路、文化交流、文化磨合、命運共同體這樣一些關鍵詞下，我覺得文學創(chuàng)作一定要圍繞文化深層的一些東西尤其是歷史的細節(jié)進行書寫，也就是說要對那些所謂文化命運的東西有一種深切、真切的觀照，給出具有藝術性的總結及闡釋。在這方面，馮玉雷多年來做了非常驚人的探索。他對敦煌以及西域的書寫，成就了關乎絲路人文、歷史的一系列作品(如《敦煌百年祭》《敦煌·六千大地或者更遠》《敦煌遺書》《禹王書》《熊圖騰》等)，對當代中國西部文學尤其是絲路文學做出了切實的重要貢獻。

　　近幾年，我在不同的學術會議之間穿梭，可以說是穿越了時空，跨越了學科。在眾多學科學術交流過程中，我會尋找一些文化關鍵詞，叩詢諸多文化問題，它們也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在馮玉雷的字里行間或文本敘事中，于是我更覺得其間蘊含了深意。

　　在某些講座或?qū)W術會議上我都會從文學說到文化，我覺得“絲路文學及其研究”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文化磨合。只要是交流溝通，都會有一個文化磨合過程，這個“文化磨合”非常值得琢磨。絲路的文化磨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而且會呈現(xiàn)出各種各樣的形態(tài)。絲綢之路給我們帶來的不只經(jīng)濟上的交易，還有其他方面的交流，比如文藝、教育、考古及文物保護等。充分的交流和磨合最終會形成一些文化共識。我在一些文章和發(fā)言中多次強調(diào)了文化磨合的重要性，這種文化交流的內(nèi)在機制及終極目的不是一味斗爭，不是你死我活，而是通過交流磨合以求共存共榮。盡管絲路上的故事千千萬萬，也有許多恩怨情仇甚至血雨腥風，但發(fā)展到今天，則要強調(diào)文化多樣性前提下的交流和兼容。沒有交流和兼容就不會有敦煌，也不會有馮玉雷的敦煌小說。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這個話題中，也不能缺少對絲路文學的研究，由此也要關注和研究近年來相當活躍的絲路作家馮玉雷。

　　從2012年到2022年，馮玉雷通過期刊、媒介進行學術交流，對他了解最新絲綢之路文化藝術研究狀態(tài)不無裨益。那個階段，他主編《絲綢之路》雜志，同時擔任社長一職。辦好期刊本身就是一份有意義的事業(yè)，因為辦刊物歸根結底是通過媒介來建構文化，推動文化交流。同時辦刊也可以開闊視野、積累經(jīng)驗、鍛煉意志、提高能力，對于志在寫好絲路故事的作家來說，大有幫助。2022年5月，馮玉雷又擔任甘肅文化發(fā)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，任職伊始，就策劃實施“玉文化與華夏文明高端論壇”系列講座，與《大家》文學期刊社聯(lián)合開展“新山海經(jīng)書寫及展現(xiàn)文化工程”，可以說開局很好。我的理解，這個文化工程有關華夏文明學術探源和文學書寫，是一體兩翼。文明的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、交流都是依山傍水。先秦典籍《山海經(jīng)》是一部地理著作，具有非凡的文獻價值，內(nèi)容主要包括山川、地理、民族、物產(chǎn)、藥物、祭祀、巫醫(yī)等，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、精衛(wèi)填海、大禹治水等不少膾炙人口的遠古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，對中國古代歷史、地理、文化、中外交通、民俗、神話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參考價值，影響深遠。據(jù)了解，他們邀請考古學家、歷史學家、人類學家、作家等社科界人士以實地考察為基礎，結合文獻、考古成果、神話傳說等，從地理、生態(tài)、物產(chǎn)、人口、歷史、文化、民俗、現(xiàn)代狀況等方面對一座山、一條河(或一個湖)進行立體化書寫，圍繞華夏文明探源問題，將學術研究與文學書寫緊密結合。在當今世界，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可以給人類提供一些智慧性的東西，在文化策略意義上解決人類的一些困境。比如后現(xiàn)代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，中國文化可能會給出一些對策性的答案或思考。儒家文化強調(diào)人倫思想，對這方面有些東西可以進行闡發(fā)，特別是像關學的一些思想，包括著名的“四為”精神，仍有當代價值。也就是說，借鑒儒家學說，可以智慧性地解決人類存在的人際關系及天人關系。如何解決一些困擾人類的難題，包括文化傳播層面上的一些問題，這牽涉中國文化如何“活起來”“走出去”。由此我想到了馮玉雷的家國情懷、使命意識和士子情結，他甚至也有一股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”的勁頭，他講述的所有關于敦煌關于西域的故事，也有其內(nèi)在的文化擔當。他所關切和講述的絲路故事、玉帛文化故事及文化/文學人類學，也都有耐人尋味的東西，值得細細品味和深究。現(xiàn)在有了甘肅文化發(fā)展研究院這個學術平臺，在學術研究、文學創(chuàng)作以及多學科融合發(fā)展方面，會有更大的拓展空間。馮玉雷不但通過小說創(chuàng)作講述華夏文明故事，而且在其位謀其職，整合多學科的學術和文學力量，共同挖掘、書寫、傳承燦爛輝煌的傳統(tǒng)文化，并且融入當代文化構建中，意義重大。

　　其實，這也是“文化磨合思潮”與“大現(xiàn)代文學”建構的問題。近現(xiàn)代以來，中國客觀上存在的“文化磨合思潮”對于建構中國“大現(xiàn)代文學”具有重要作用及多重意義。百年來，中國文學的經(jīng)驗教訓耐人尋味，必然要認真觀照五四、魯迅、一些紅色經(jīng)典以及改革文學、傷痕文學、尋根文學等。說到尋根文學，我覺得馮玉雷的作品在很大意義上可以說就是尋根文學，或者說是新尋根文學。他尋的根，關乎文化根脈，關乎文化命運，我稱之為“命運的探索”，或叫作“秘密的探索”。

　　馮玉雷是一個在文化創(chuàng)造方面渴望不斷向前探索的人。他有開放的心態(tài)、開拓的精神，堅持奔走和書寫，是走在絲綢之路和玉文化之路上的尋根作家，一個虔誠的上下求索者。他的身心一直在絲路和玉路上，經(jīng)常組織玉帛之路考察等系列文化探索活動。他是一個從事文化探索的人，一個尋求跨界、組織交流的探索者。有這樣的學生，我感到非常欣慰。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已經(jīng)聘請他為駐院作家，希望他能靜下心來，創(chuàng)作一些新作品。探索是無止境的，在百年文學史的框架里，馮玉雷的探索實際上具有開拓意義。他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和人生的“探路者”，他的尋尋覓覓，追求的是語言藝術上的獨到，他在尋求多樣文化會通背景下的文學表達，也在探索多種文學表達方式的會通。我覺得雷達老師對他的評論還是比較準確的，他稱馮玉雷是“頑強的文化尋根者”。馮玉雷擅長寫敦煌，如果說敦煌是學術上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，是歷史上的巨大文化意象，那么它肯定也是文學上永恒的“復調(diào)”形象。小說講究“復調(diào)”，馮玉雷的小說也具有“復調(diào)”的特征。他是進入新世紀新時代集中寫敦煌小說的第一人。通過小說這種文體如此關注和書寫敦煌，尤其是具有綜合的文化價值，藝術上又比較另類，比較有韻味，據(jù)此可以說馮玉雷是當代中國描寫敦煌最具代表性的小說家。他一定會在當代小說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。進而言之，馮玉雷也是中國當代絲路文學、絲路小說和考古文化小說極具代表性的作家，這是我對他的一個判斷和定位。

　　2018年11月，《大家》第六期在“銳小說”欄目中推出馮玉雷長篇小說《禹王書》的縮略本。一位作家，不忘初心、矢志不渝，把自己的創(chuàng)作及相關研究活動始終與華夏文明傳承、創(chuàng)新結合起來，把弘揚民族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與崗位工作結合起來，足以讓我們感到欣慰、自豪！

　　《禹王書》是馮玉雷以十五次玉帛文化系列考察活動及相關研究為基礎創(chuàng)作的首部史前文化題材長篇小說，意義重大。2022年，西北師范大學列入專項科研課題，支持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本，令我們擊掌叫好！長期以來，大禹治水、禹會涂山等故事只存在于神話傳說和零星文獻史料中，安徽省蚌埠禹會村遺址出土大量文物證據(jù)，與傳說中的故事竟然能夠?qū)�應上，這簡直就是美麗的當代神話，驚世駭俗，令人詫異。此前，考古發(fā)掘出土文物及研究成果證明，玉文化先是北玉南傳，然后東玉西傳，為禹統(tǒng)一諸多方國奠定了文化精神基礎。馮玉雷在這部小說中沒有糾結大禹到底是歷史人物還是神話人物，僅僅把他看成史前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化精神象征，是玉帛文化發(fā)展到禮制文化的符號化體現(xiàn)，進而塑造蘊含時代精神的小說人物，并且對女媧補天、夸父逐日、共工怒觸不周山等中國傳統(tǒng)經(jīng)典神話進行重述，賦予夸父、女媧等神話人物形象以新的內(nèi)涵。

　　近年來，馮玉雷利用人類學“四重證據(jù)法”深入研究考古學成果，并且運用到文化書寫中，難能可貴。應該說，《禹王書》是馮玉雷創(chuàng)作歷程中的又一部力作，是文學藝術上的又一次超越，可喜可賀！渴盼、祝愿人類學書寫、神話書寫的隊伍越來越壯大！希望我們的文學藝術家傳承創(chuàng)新，通過文學書寫和藝術表達，向偉大的人類文明致敬！(李繼凱)

　　李繼凱 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、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原院長、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

　　注：《禹王書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24年3月出版。

責任編輯：王雨蜻